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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戳破社会拜金外衣  

2011-04-07 10:11: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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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条发于4月4日16时34分的微博中,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对研究生提出要求:40岁时达到4000万身家,否则“不要来见我”。董藩称,“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天府早报》4月6日)


    “能用钱衡量学生吗?”这是多数网民看到“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观点时的反映,在批评和激励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论调中,我们又该如何审视这种观点?一个理性的、成熟的社会又该为其提供怎样的话语环境呢?

 

     就笔者的观点,如果说董藩先生是对部分学生提出如此的要求,或不为过,道理很简单,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学者,也需要创造财富的商业精英,还需要北京师范大学所培养的众多教师,但是,但当这种观点无限制扩大,扩大到对全体学生的要求时,恐怕就是一种偏执,更是对教育本身力量的裹胁和对教育者尊严的抛弃。正如有的人在评价说:当看到董先生这段微博,方知不同的导师有如此不同的价值观。

 

       根据董藩先生的逻辑,似乎可以认为,达不到“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的标准时,就意味着失败,正是在这点上,难以取得更大范围内的认同。难道一个成功的教师就不是一种成功吗 ?难道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校训所说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就不是作为教师所希望的吗?

 

     “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让笔者想到了曾被舆论强烈抨击的“拜金女”现象。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拜金的产物,而“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既是现实中拜金思潮的折射,更是戳破了当下社会对金钱和物质的不恰当崇拜心理。也就是说,看似一个触犯社会和大众心理的观点,实则是整个社会的拜金写照。

 
        “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打破了我们内心中对金钱的莫名膜拜,甚至把金钱当成了行动的唯一主宰。从一定程度上看,“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戳穿了温情的外衣,而把公众所直接追求的东西赤裸裸地放置出来。这在笔者看来,是流行性物欲症的必然。由美国作家约翰?格拉夫,经济学家托马斯与环境科学家大卫联完成的作品《流行性物欲症》,成为向世人全面揭露和独到诠释物欲症的一面明镜。从这面镜子里,我们解读到了更值得社会深思的现象:“我们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变的越来越物质主义。我们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热衷于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自私”。而《牛津英文字典》解释的“物欲症”为: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不恰恰是一种证明吗?

 

      当下社会到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说出了多数人潜意识的“标准”,并且当这种话语被一个大学教授公然宣扬时,就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隐性的标准,而是一个大兴其道的标准。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 对“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的非议,道出了公众自我的不安,但在社会力量裹胁下,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或许,就当下环境来说,“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宣扬的价值观并没有错,只不过过于赤裸裸罢了,而引起的非议,在笔者看来, 更值得重视,因为这是一种反驳的力量,意味着社会理性力量的觉醒,但是,要达到救治的目的,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批判一个人是容易的,但是要在迷失的社会心理中清醒,却并不容易。“40岁没4000万不要见我”在戳破社会拜金外衣的同时,也未尝不是社会隐秘心理的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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