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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路径选择应是自由和健康权的平衡  

2011-01-03 10:16: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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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济南市出台实施了《济南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此后于2001年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体育馆、影剧院、图书馆、托儿所、中小学、医疗机构、电梯间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九大类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至今,禁烟令已经历经15年过程,但该规定很难被严格执行,公众了解这一部门规章的寥寥无几。(《山东商报》1月2日)


        济南“禁烟令”出台15年几成摆设几乎是一个缩影,而这与各地出台的“禁止随地涂痰”一样,最后都落入了摆设之中。对此,该如何认识?有关人士提出的“重罚”建议,真的灵丹妙药吗?


       我们习惯于用新加坡的做法来衡量是否罚款的杠杆。有人说,是鞭子抽出了一个让世人惊羡的新加坡文明,新加坡是一个“处处罚款的地方”。 新加坡人的理念是无惩罚不足以治愚,人的某些恶习之克除,用说教远不如用“劳教”来得有效。


       事实上,笔者以为,禁烟“重罚”回避了一个实质问题,在我们社会,禁烟无法推进不在于道德问题,也不在合法问题,而是从根本上缺少一种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正视,所有的争论背后隐藏着对公共利益的无视、公共意识的薄弱。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罚款之所以得到推进,并不是因为吸烟等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它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正如边沁所言:“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因此,笔者以为,既要看到禁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要跳出单一的罚款思维。提到公共场所禁烟,不能不正视当下畸形的烟草消费文化:烟民离不开、非烟民痛恨、财政税收离不开、公共卫生拿它没辙。因此,要使禁烟落到实处,罚款是不是唯一的凭借呢?对于禁烟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罚款越多,效果越好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笔者以为,除了罚款之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在过去的30多年中,经过专业机构的研究、统计、报告,媒体以及民间组织的活动、呼吁之后,英国议会于2006年6月底最终全票通过了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吸烟的议案。对此,英国肿瘤研究中心专家说:这是一场长期用统计数字为武器而斗争的结果。

 
       1981年,英国一个流行病研究项目提供了第一份被动吸烟导致肺癌的评估报告。此后出现了更多的有关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报告,其中也不乏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但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因此,有人把历年来这种研究的结果汇总以后发现,自1980—2006年,全世界有50多个肺癌研究项目、20多个心脏病研究项目,反复不断地证实了这个结论——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它使肺癌的发病风险增加了25%,心脏病的发病风险与吸烟相同。面对这些统计结果,英国最终通过了禁烟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国约有4亿烟民,同时约有5.4亿人遭受着二手烟的危害,15岁以下儿童就有1.8亿。事实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于吸烟之害已形成共识。这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社会应在吸烟自由与他人的健康权之间保持平衡,进一步说,就是任何个体都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是文明的底线,也应成为我们的追求。

 
      跳出“重罚”怪圈,方能寻觅“禁烟”良策,“禁烟”路径选择应是自由和健康权的平衡。也就是说,禁烟,除了罚款之外,也要培育市民的公共意识,更应学习英国的做法,通过统计等手段让公众和社会清楚吸烟的危害,进而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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