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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七成学生来自城市”早已“命中注定”  

2011-01-14 07:52: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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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来自清华大学招办的消息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七所高校的自主选拔初审通过名单已经确定。清华招办主任于涵说,今年通过清华初审考生中,约1/4学生来自于县级或县级以下中学,覆盖了全国800余个县级行政区域。(《新京报》1月13日)

     当“约1/4学生来自于县级或县级以下中学”被“改换门庭”为“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时,公众的围观效应开始显现,而自主招生对农村学生不利的争议再次产生。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厦门坦言,自主招生对农村学生不公平——偏远农村学生有多少机会?有多少人能获得自主招生信息?有多少人能有钱长途跋涉到学校参加考试?

       事实上,就自主招生本身来说,“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的结果早已注定,因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本身还是所考察的考试内容,都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引起舆论关注的统计结果告诉我们:随着自主招生高校不断增多,自主招生名额在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跨入大学门槛的考生也在6年间翻了6番。全国有近2000所高校,其中15省区的高校实行了自主招生的高考改革,但是这个制度从执行之初,倾向性就很明显:其基本与农村学校无缘,与农村考生无缘。

        也就是说,“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本不应奇怪,早就在政策制定者的意料之中,而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在于该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数字对比问题,既是教育差距的表现,也是社会阶层差距鸿沟的表征。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家庭背景的影响当然是直接而深刻的,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因此,“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是特定制度的产物,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权利劣势等因素明显可见。

       应该承认,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享受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上占有优势;而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则处于劣势,是一个基本现象。结合本则新闻,笔者以为,“农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符号——关照公众自身命运的符号,可以说,“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的本质是“高考自主招生改革基本与农村学生无关”,这公平吗?在对“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关注的同时,未尝不是公平和权利焦虑的体现。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指出,“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而香港一些大学来内地进行招生时,曾明确提出“要给弱势者多一些机会”,但是,“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恰恰在这个层面上让公众难以满意。因此,笔者以为,应谨防所谓的素质论成为农村学生享有机会平等的陷阱,应防止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阶层复制扩大化——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必须看到,目前高等教育体制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家庭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实现自身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影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使得社会阶层固化。 “七成学生来自大中城市”是社会板结的明证,更是弱势群体子女无法实现向上流动困境的折射。
 
       事实上,仅有悲悯是不够的,仅有个体的努力也是不足的,因为个体再努力,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平等空间和机会,我们等待的结果就只能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甚至连“喝咖啡的机会”也无法取得!

     “清华自主招生七成学生来自城市”早已“命中注定”是一个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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