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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或是自说自话  

2011-01-01 14:32:32|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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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晚6点,气温零下7摄氏度。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蜷曲着身子的人,跺着脚、搓着手,聚集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汽车站广场。记者驱车百余公里自银川赶来,在一个小包子铺里倾听这些农民工漫漫讨薪路上的诉说……来自隆德县沙塘乡光联四队的李招招眼里含着泪花说: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领不到工钱。这些天,大家只能花钱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一日三餐吃方便面或是买上个馍就口水当饭……(《人民日报》12月31日)

 

       《人民日报》发出了“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评论,只是在“又到年关,又见讨薪;有人下跪,叫人揪心”的现实中,这真的能为现实吗?农民工何时才能达到“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社会愿景呢?


        在农民工讨薪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种现象——讨薪成本过高,法律援助缺失,这已经成为农民工 “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拦路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先行处理。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


        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而选择绑架、堵路、跳楼、爬塔吊等暴力极端手段维权,原因之一便是维权成本过高。而有的人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或是处理结果不能弥补他们付出的成本。


          可以说,农民工在城镇几乎没有经济基础,且没有社会背景,依法维权成本又较高,实属非常需要法律援助的一个群体,但是,法律援助资源目前未能很好分配给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或是一种自说自话。


          对农民工来说,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渠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在讨薪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农民工在社会上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话语权?我们不应用旁观者的姿态对待,应站在权益维护和尊严保障的高度来看待讨薪难。而最重要的的追问是:社会究竟给了农民多少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渠道?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话语权。但是,讨薪难告诉我们,最起码就农民工群体来说,这是一种奢望。农民工的讨薪苦难看似属于个体,实则是整个社会权利救济机制缺位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绝不是农民工群体的穿越,而是对社会现实的辛辣嘲讽,是公民权利匮乏的真实写照。

 
         学者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开篇就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表述农民的边缘生存位置:他们长久地处于一种“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即使是细波微澜也会导致灭顶之灾。对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当他们的付出换不来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时,讨薪难以及“讨薪艺术化”就出现了,要不就是采取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吊塔讨薪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

 

    因此,要真正达到“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的目标,必须看到农民工的权利无力感,并从制度上解决这种无力感,让农民工有足够的力量、社会有足够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否则,农民工“站着把钱拿回来”就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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