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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面对“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  

2010-01-05 08:2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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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正嫁女,摆下110桌酒席庆祝。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宾客八成是村里亲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记者体谅。此前,廉江市公安副局长陈锡照为庆祝乔迁,在宴请千余宾客,遭广东省有关部门严查。(《南方都市报》1月4日)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话语充满了“苦衷”, 在“八成宾客是村民旧友,情面难却”的前提下,希望记者理解,从新闻来看,记者似乎“理解了”,但是,公众理解了吗?关于官员宴席规定的政策制定者能理解吗?更直接的问题是公众能接受官员的“苦衷”解释吗?

    
    事实上,官员话语之下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样的逻辑,所谓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那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官员的苦衷能成为消解各种政策规制的“法宝”和“筹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任由官员“苦衷”式话语的蔓延,在笔者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台《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紧急通知》之类的规定,更不可能细化到了“领导干部如办理婚丧喜庆宴请事宜,允许在至亲好友范围内,规模在10桌(含10桌,或100人)以内,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适当增加宴请人数,但最多不得超过15桌(或150人)”的程度,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年年重申。也就是说,种种政策的出台恰恰针对的就是人情社会的行事逻辑。从中不难看出,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没有现实的正当性,也可以说是所谓的“苦衷”成了规避政策的说辞。


      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就笔者的看法,恰恰是治理“干部摆宴”政策效果弱化的折射。当前,各方对“干部摆宴”治理决心不可谓不大,措施不能不说越来越缜密,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违规者屡屡出现,并且对有些违规者的处理是不了了之,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歪风邪气和降低了治理效果。诸如“卫生院副院长为儿摆升学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贫困县公安局政委嫁女摆宴500桌被撤职”、“河北晋州国税局长机关摆婚宴 办公区无人上班”之类的新闻告诉我们,这依旧是个难题。而“公安分局副局长嫁女 宴开110桌”同样证明了这个事实。


      从根本上说,深圳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的“苦衷”话语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到监督的常态化和公开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说”。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权力的监督应公开化和常态化;其次,要认识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显现,不在于政策出台的频率和纸面的严肃程度,而在于能否落地;最后,要把监督的权力真正归于公众,而不是陷入公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或者“左手监督右手”的陷阱。要明白,政策治理效果的弱化往往就是有“左手监督右手”和不给公众以监督的权力造成的。


      本则新闻中,刘副局长坦承,“想到这个事(被媒体曝光)可能会发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官员眼中,无非是纸面的“花瓶”,也正是这种心理的存在,才给了“苦衷”说生存的土壤和空间。“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是对制度的反讽,也是官员对制度和政策缺少敬畏的表现。因此,谁来面对“规定”不敌“人情”的“苦衷”就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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