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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作家相信吗?  

2009-10-20 08:23: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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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评价道“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新闻网10月19日)


        诚然,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进行评价很容易进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境地,甚至有些评价是完全针封对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王蒙先生的评价:“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评价,王蒙先生的理由是,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如果单单从作家数量和小说数量而言,王蒙先生的判断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要不然何来中国文学“垃圾论“的强调呢?


       事实上,不看好中国文学的说法一直存在公众的记忆,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提出“中国文学垃圾论”,我国学者朱大可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诗人叶匡正也曾发出“文学死了”的言论。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和“中国文学世界一流”(评论家何三坡先生语)称之为“歌德论”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垃圾论”、“文坛成了垃圾场”、“文学死了”的观点可以认为是“垃圾论”。 如此的话语差距,着实让人尴尬。或许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此相反的判断出现在同一事物上,却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中国文学的位置在那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该相信那一种评价呢?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喧嚣与浮躁的中国文坛,几乎没有拿出任何文学自身的神圣话题,而总是在恶搞与丑闻中风流而尴尬。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又是新的口水罢了。因为,不仅公众不会把作家数量和小说数量当成评价文学的标准,就是作家本人也不会偏颇到用数量来评价的地步。“唐诗宋词”的繁荣,我们难道忘记了吗?今天的我们,拿什么与之相比呢?

 

      对于中国文学,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这并不奇怪,但我们应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否则就会不知所措。对于中国文学在当下的表现,有人视文学为商品经济和欲望化时代的祭品,各种各样的炒作,各种价值混乱、华而不实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均被视为文学堕落的标志。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新生代作家的涌现、文学的无序、价值的多元以及众声的喧哗,也正是文学繁荣的表征。

 

      应看到,当下的中国作家已经深深受到商品化逻辑的影响,同样,商品化的逻辑也影响到了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我国不少作家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取向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不去深入体察生活,不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而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向读者献媚的乞食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领袖或人生导师。如此以来,何谈“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1949年,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授给我个人的,而是授给我的创作——我既不为虚名,也不为厚利,而是以人类精神为素材,为了创作出未曾有过的事物,经历了心灵的煎熬和劳苦的创作。”不为虚名不为厚利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克纳的姿态。就笔者的观点,当中国作家真正成为不为虚名不为厚利的创作者时,我们才有可能和理由认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否则,就是南辕北辙。


      惟有廓清游走在游走在“歌德”与“垃圾”之间的文学真实性遮蔽,才能消除当下的“文学迷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迷失在“歌德论”与“垃圾论”之间,更不能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而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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