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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未超预算”是公款旅游合法化的“马甲”  

2009-06-12 08:13:39|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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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下午,广州海事法院邀请几家媒体作情况说明,回应网络热议的“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旅游”一事:网上流传的6人12天考察南非、埃及、土耳其三国,人均花费8万元属实,但“费用未超预算”,是考察“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新华网6月11日)


    在中央屡禁公费旅游的前提下,在公众对公款旅游的诟病中,“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旅游”自然引起了关注,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广州海事法院给出的解释:人均花费8万元属实,但“费用未超预算”,是考察“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释?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解释就是在为自身的行为寻求正当性,试图为自身的行为披上合法化的“马甲”。而这样的“马甲”是什么呢?一是“没有超出预算”,二是“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


     换句话说,就是公款旅游在貌似合法化的“预算”之内,并且是“顺途”进行了参观。进一步观察,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解释符合国情,符合我国官员经常宣扬的“官员也是人”的逻辑,在公务之外,“顺途”“就近”参观当地风光名胜有何不可呢?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解释能服众吗?这样的解释是自说自话还是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呢?就笔者的观点,该解释的吊诡之处在于,公权在自娱自乐之余,还不忘通过自说自话,以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化的“马甲”。


    当下,治理公款出国的论调越来越高,措施也越来越多,但是,通过对效果的观察,笔者以为,我们陷入了一个二难之境。一方面是制度的出台,舆论的高压,另一方面却是治理效果的虚化,广州海事法院公费出国旅游”事件及其解释证实了这点。


     据报道,1998年以来,地方干部出国(境)超过指标3至4倍。如1998年指标为50亿美元至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亿美元至70亿美元,实际达到320亿美元;2002年更高达350亿美元。种种数据本身就是对治理公款出国背后的制度性失效的有力说明,本则新闻再次提供了新的注脚。


     站在纳税人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外历史,没有任何地区和国家能允许公款出国成为官员的变相福利。官员把公款出国当成了一种福利待遇,最终让公款出国治理陷入了困境。有报道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仅南非一地每年的公款旅游耗费就达5000万元。而多数代表团对公务没有具体的项目和计划,真正花在公务上的时间一般只有一两个小时。一些公务员在国外的游山玩水行为为国外一些官员所嘲笑。


    必须看到,公款消费高低层次正在演变成是当事人能力、地位的象征,成为领导者满足私利及笼络下属的一种工作方法,甚至公费旅游背后还隐藏着“分赃盛宴”的秘密。


       笔者以为,“费用未超预算”是公款旅游合法化的“马甲”,而这种“马甲”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公款旅游合法化“马甲”就与“钱穆制度陷阱”有关。一方面是治理措施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公款旅游现象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隐蔽。因此,就公款出国的治理来说,必须警惕公款旅游披上合法化的“马甲”,必须防止陷入“钱穆制度陷阱”就应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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