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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和制度治理落差下的“景点涨价风”  

2009-09-27 08:17:20|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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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视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进入8月份,5A级风景名胜区峨眉山景区上调了索道价格,其中金顶索道由70元上调到120元,万年寺索道由60元上调到110元,涨幅分别为71%和83%;广东番禺莲花山景区,门票价格由30元上调至40元;4A级旅游区浙江海宁盐官观潮景区观潮胜地公园门票从25元涨价到60元,涨幅为140%。还有一些景区的价格上调近期已经通过听证会。(新华网9月26日)


        发改委“关于多地景区门票价格十一前顶风涨价,有的涨幅高达70%”的消息纯属媒体误报的声音犹在耳边,这边“有名有姓”的涨价风几成遍地开花之势,而有些涨价动作是五月份就开始的。


      面对涨幅分别为71%和83%、140%的行为,我们有理由发问,景区涨价的动力在那里?禁令失效的根源在那里?笔者以为,尽管游客是景区的上帝,是关系景区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但我们看到的是门票价格的制定都是立足于旅游供给方自身因素的考虑,而对门票购买者———游客的关注较少。正是这种偏差,让景区涨价愈演愈烈。


        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我国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有三个特点:一是景区门票价格与国民人均收入相比偏高;二是景区门票价格近年来互相攀比,价格上涨较普遍;三是普遍存在“就高不就低”的现象。所谓高是指游客的最大承受价,低是指游客的最低承受价。有数字表明,国外发达国家主要的代表性景区的门票价格与当地居民月平均收入的比例都保持在0.5%-1%左右;而在我国,景区门票价格与当地居民月平均收入的比例少则6%,多则达到25%以上。


         而门票涨价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区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现在并且加上了“听证”的“通行证”。但是,这一切都能证明涨价的合理性吗?笔者以为,景区的确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把经济价值直接转化为商业价值。收费是必要的,但收费标准的核定,应以维持该遗产的日常运转所需为限,而不能是其内在文化价值的“变现”。


       禁令和涨价一样频繁的现实告诉我们,运动式治理手段“禁令”已经不足以应对景点的涨价冲动,而涨价频频成为事实就是禁令治理屡屡失效的明证。我们知道,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进一步说,运动式治理仅仅是一种非常态治理,相反,制度治理才是常态治理。但在我国,运动式治理日益成为政府部门的习惯性动作,甚至有超过制度治理的态势,而对“禁令”的偏爱就是明证。尽管运动式治理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完全否定它在治理过程中的价值是非理性的态度,但是,一味倚重于运动式治理,则肯定是一种病,也就导致了禁令失败和报复性上涨现象。


         禁止涨价明显属于一种短时间的治理。由于权力部门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治理过程,一旦治理行动达到预期的目的,治理主体就会立退出治理过程,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造成问题的反弹和重复出现,景区涨价是忽视从源头治理问题的必然结果,也造成治理成本的虚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运动式治理,付出的管理成本之高,投入、产出效益的反差之大,以及“运动不止、问题不止”的恶性循环结果,都是其违背规律的显现。某些部门年年发文,年年治理,公众年年有怨言,而问题的制度化解决总是被悬空。这是我们看到了景点涨价几成跟风态势。


         笔者以为,这正是运动式和制度治理落差的显现,那么,面对禁令和涨价一样频繁背后的“特色”,我们能无动于衷吗?相关部门难道不应反思吗?难道不应寻求制度化的解决路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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