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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底线后移下的“舆情应对病态”  

2009-09-16 08:22:00|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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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今天,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由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时隔一年之际,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证券时报网络舆情监测室发布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境内企业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大多不合格。(《中国青年报》9月15日)


          中国企业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大多不合格,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例证,如百度竞价排名事件、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石化“天价吊灯”事件等等。三鹿事件导致个别婴孩因喝了毒奶死亡,近30万名儿童患病。但是,企业在舆情应对时选择的策略却是“潜规则”: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公关”当作“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


        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错位的“应对”,导致了三鹿之死。从一定层次上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应对能力低下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性和指导性错误的问题。遗憾的是,与我国企业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大多不合格如影随形的就是这种“错位”。


        舆情应对能力就是一个企业或单位危机公关能力的说明。客观地说,“公关”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并无任何贬义或褒义的色彩在内,但是当舆情应对能力异化为摆布舆论工具的能力表征时,你会发现,“公关”一词已经成为污浊的代名词,所谓的舆情应对就成了空话。


       公关底线后移就是我国企业舆论应对呈现病态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舆情应对能力低下的实证。危机公关是从政治领域拓展到商业领域的行业术语。当企业遭遇突发性事件,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原有的良好企业形象受到破坏时,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积极应对,尽可能减少社会损失以渡过危机的公关活动。但是,公关有两个前提,一是承认基本事实,二是不危害社会基本利益,在此条件下,企业修复形象和挽回声誉的举措才是良性的,也才是可能的。


        不过,当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企业把“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当成了公关,当成了舆论应对。其实,这无非是一种利益的交易,离良性的舆论应对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舆论应对能力低下的问题,更是舆论应对理念的偏颇和思想的错误。从一定意义说,理念的偏颇才是致命的硬伤,才是不少企业陷入“死地”的根源所在。


      舆论应对能力低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舆论应对能力。我国的一些企业在应对舆论危机时,通常采取的手段是拒不承认事实,能拖就拖,能盖就盖,没有底线。而几乎得到公认的应对“法宝”是一旦发现问题,首先思考的不是怎样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应对”、“公关”当作贿赂政府部门、摆平媒体,乃至欺骗消费者的工具。在这样的逻辑下,是一些企业的想当然逻辑:资本可以控制一切,资本可以收买媒体,资本可以摆平一切,完全丧失了底线意识。


          换句话说,在一些企业眼中,舆论应对就是“丑闻消音器”,殊不知,这样的“潜规则”并不是万能的。美国总统林肯告诉我们,“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编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因此,在中国企业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大多不合格的事实面前,警惕隐藏在公关底线后移下的“舆情应对病态”,就是一种必须,甚至可以说是一道更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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