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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大款”的悲哀属于社会还是女大学生?  

2009-09-11 08:16:00|  分类: 教育第三只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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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认为,受到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有相当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重庆晚报》9月10日)


   一个可以知晓的判断是“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的绝不仅仅是教育部原副部长一个人,但是,在高级官员中能有如此表态、能把这种社会尴尬揭发出来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应是第一人。长期以来,社会在“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中的态度是暧昧的,也是含糊不清的,而“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话语,不但能让社会的灰色面暴露在阳光下,而且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不过,仅仅有“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是不够的,不足以消除隐藏其后的社会弊病。在这里,笔者以为,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梳理,一是“女大学生傍大款”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二是何以出现“女大学生傍大款”,是女大学生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是大款的问题?原因仅仅需要女大学生来抗吗?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出现偏差,在笔者看来,都有可能造成对女大学生的“污名化”,或者让一个群体为一种社会的丑恶背黑锅,这不但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并且,会离我们的治疗期待越来越远,甚至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女科学家们认为,女性的智商与男性没有区别,女大学生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达到事业家庭双丰收。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也是公众特别是女大学生群体的愿望,但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为女大学生准备好了空间吗?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可以对抗社会的积弊和社会的习惯性力量吗?

 
           “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诱因。正是这种事实的存在,我们不能把原因仅仅归结为女大学生群体,而是应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是对真正原因的遮蔽和漠视。当下社会中,我们还没有走出女性物化和被“消费”的场景,而对缺少批判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女大学生来说,被“消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金钱风暴的挟持下,在消费符号的鼓噪下,不少女大学生之所以心甘情愿或者说不情愿地走上“傍大款”的道路,一方面是自身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物化的力量和金钱暴力的必然。


       就笔者的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而女大学生仅仅是被迫的群体,是尴尬和无奈的选择。


       “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对物欲的推崇和“不劳而获”、“一夜成名”的渲染也不无关系,与商品交换法则的横行和整个社会的物化观念滋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把“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置于商品交换法则之下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其处处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换句话说,女大学生仅仅是经济的载体,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但最终都可以看出物和商品的属性。“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是物欲的诱惑和人性的尊严之间斗争的产物。当然,也是一种异化。

 
         “傍大款”是一种悲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悲哀并不仅仅属于女大学生,相反属于整个社会。道理很简单,“女大学生”抗不起“傍大款”的社会流弊,“女大学生傍大款”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病症,单一的批判女大学生或者单一的冀望于女大学生来反抗社会的灰色,本身就是不公平,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


  
     “女大学生傍大款”的悲哀属于社会,在这点上,我们应有清晰的价值观念和立场,否则,就是对女大学生群体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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