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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腐败”:腐败底线的“制度化后移”  

2009-08-05 09:02:26|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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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检察日报》8月4日)


    赵仕永,一个曾经的县委书记,既为群众做好事,又为自己捞钱财;虽然读书很多,知识广博,却是个法盲,已经违法犯罪了,还认为是正常行为。这是一种尴尬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的警惕的现象。以“暴力腐败”和“温和腐败”来区分腐败的类型,只能是贪官的自我“发明”,也是一种愚昧。一方以金钱换利益,一方以权力换金钱,各有所得,双方均实现了各自的目标,权钱交易特征显露无遗。赵仕永“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也就是他所谓的“温和腐败”,实质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温和腐败”,在笔者看来,就是腐败底线的“制度化后移”。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利用公共权力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的行为。而这种底线的“制度化后移”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官员有腐败的权利,而官员腐败本质上是对公共权力本质的背离和对公共利益的侵犯。这是公众能容忍的吗?我们知道,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应有自证清白的勇气和品质,这种底线的“制度化后移”同样是对官员自证清白勇气的抹杀,也让官员失去了自证清白的机会。


    “温和腐败”所形成的底线“制度化后移”,极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制度化逃避”现象,最终导致“制度虚无化”,无法发挥制度应有的效果,还导致公众对制度的制定者产生怀疑。当“制度化逃避”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公众就会产生不满,并把这种不满转移到制定这种规范的集团身上,这将引起信任危机。要么把这种不信任放大,产生偏激情绪,积累起对抗性的能量;或者产生消极性的情绪,对管理者倡导的一切持冷漠态度,导致社会积极性的下降。


     赵仕永直言不讳地说:“因为现在社会上有‘潜规则’。很多人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麻栗坡的利益,可我不是,我不存在收了钱不办事、吃拿卡要,我是正常地履行县委书记的职责。我收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的情况下收的,这是正常的,而且没有损害麻栗坡群众的利益。”当问及为什么购买个人用品也要开发票报销时,赵仕永也很干脆地说:“现在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这也正常呀!”如此种种行为,都被“温和腐败”概括了,这是公众和社会能接受的吗?这不是腐败底线的制度化后移又是什么?当然,也是公权私用的真实写照。


    从经济学视角看,腐败行为的产生乃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是实施腐败的必要条件。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会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本—收益”算。只有当腐败行为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他才会选择腐败活动,反之,其腐败动机就会减弱,会远离腐败。一个明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采取一系列社会措施,使腐败成本最大化,腐败收益最小化。但“温和腐败”的出现,笔者以为,这是腐败底线的“制度化后移”,更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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