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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高管”与“高官”界限比“斩薪”更重要  

2009-02-24 08:05:35|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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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享受了多年的高薪,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作为国企管理者,他们当然有义务带头让利出来。”深圳人大会2月23日开幕,昨日提交的代表建议中,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尖锐的声音,“建议年薪百万以上的国企高管,降薪50%,作为消费券发放给员工。”人大代表杨剑昌在建议中写道。(《南方都市报》2月23日)

 

   国企高管应腰斩高薪发职工,看似一个不错的提议,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更容易取得民意的拥护和支持。不过,在笔者看来,“腰斩国企高管高薪”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笔者的理解和判断,厘清“高管”与“高官”界限比“斩薪”更重要。


    我们知道,当下国企高管仍有由政府主管部门或上级党组织来任免。由此带来“高管”与“高官”界限混淆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公众和员工都对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产生了不满,还产生了对社会公平的怀疑。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高管的选择问题与国企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无关,其实,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原因在于,国企经营者选择的“官员化”,无法解决国企经营者“资格确认”问题,从而进一步弱化了社会民众和普通员工对国企高管薪酬增长合理性的认同。特别是存在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身份可互换的制度安排,一个政府官员仅仅被任命为国企高管,就身价百倍,显然不利于彰显社会公平。国企经营者选择的“官员化”,使得国企高管定价机制无法实现市场化。国企高管收入多少缺乏一个公认的依据,必然产生老总说少、党政干部说多的现象。国企高管因垄断性和政策性盈利而获得的薪酬增长,更是难以得到国企普通职工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必须看到,我国国企高管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真正产生的企业家,而是依靠凭借垄断资源分享利润的“官员”。另外,我国国企高管是行政化的,公众没有发言权,法律和制度更是缺位。在这个层面上,厘清“高管”与“高官”界限比“斩薪”更重要的意义得到凸显。因此,笔者在对深圳人大代表抨击高管高薪赞同的同时,也提醒社会应对“高管与高官”不分的现实抱以足够的警惕,因为我们不能对“坏账是国家的,分红是老总的;企业破产百姓买单,老板薪水分毫不减”的社会怪象视而不见。


     据《组织人事报》报道,在统计的901家上市公司中有30%的公司高管的薪酬与经营业绩负相关,即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据统计,我国相当一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上市公司业绩无关,国企高管年薪高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0.4。看到这些,我们就更明白,国企高管应腰斩高薪发职工不是最优选择。


    原因何在?面对众多的国有企业,作为所有者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天然地处于信息的劣势,难以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而,政府无法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事前签订有效的激励契约,也很难事后实施有效的监督。由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不可退出,那么,内生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政府行政干预的薪酬管制就产生了,当然,问题随之而来。这是厘清“高管”与“高官”界限比“斩薪”更重要的根本原因所在。


     让官员的归官员,让高管的归高管,才是治本之策,否则,就难免重蹈“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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