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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农村同学去那里了?  

2009-01-17 09:18:14|  分类: 教育第三只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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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人民网教育频道联合主办的“专家献计《教育规划纲要》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恒权介绍说,前两天,家宝总理有一个讲话,过去他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农村的学生有80%,现在越来越少。据现在的报道,好象还有50%,没有下降的太严重。如果降到30%或者更低,那就是大问题。(人民网1月16日)


     作为普通公民,温家宝总理对“农村同学”的关注,让笔者感到温暖和期待。正如总理所讲,现在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有数字为证,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农村学生比例由1998年的30.9%下降到了2002年的22.3%。


      而据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说,“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这是不能让人尴尬和无奈的事实。张鸣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数据,杨齐福先生在《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


     在越来越重视教育功能的今天,在越来越重视社会平等和阶层流动的当下,如此的数据反差,着实让人脸红:为什么在古代一些贫穷子弟可以借助科举实现身份的变动,而在今天却显得越来越困难?甚至要当作一个奇迹来困难?这是社会的病症显示还是个体因素所致?任何一个有着公平感和正义感的个体面对如此数据都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关乎社会文明和发展,关乎社会进步与和谐。


  客观地说,任何社会,阶层差别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有更多的人都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就会充分发挥出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即便是社会地位不利者,获得教育并且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可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下社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地位的努力为什么越来越渺茫?为什么我们少了那么多农村同学?这正常吗?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中,提出了“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的论断。他指出,教育不但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而且还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我们的农村同学日益减少,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对农村学生自身来说更不是,因为社会不平等有一定的传承概率。你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或分配过程中就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你没有更多资源获取机会,你的下一代也同样有可能重复你的命运,结果就是阶层的历史性维系和传承。那么,在农村同学减少的前提下,只能导致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无论对个体还是来说,都是危险和可怕的。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而且是关涉更大层面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社会分层体系会通过教育体系有效地实现自身的自我循环,因此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而高等教育显然是这一分层链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直接因素。那么,面对农村同学减少的事实,应认识到,只有处于地位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梦想,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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