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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拐杖化生存”与秘书隐性权力是制度错乱  

2009-01-13 09:20:36|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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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瞭望》新闻周刊1月12日)


   秘书是国家行政职能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意志的重要实现者。秘书工作在国家行政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秘书腐败”的案件层出不穷,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诚如新闻所言,近年来也有少数秘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地做一些普通人难于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戏称为“二领导”。而有关反腐资料显示秘书腐败的层次和涉及金钱数额都在上升: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随后的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可以说,“秘书腐败”越来越触目惊心,越来越让人感到可怕。


   有关人士指出,“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曾经,我们将秘书腐败归结为个人问题,倾向于从个人方面去寻找秘书腐败的原因,要么归咎于有关领导“没有管好身边的人”,要么归因于秘书个人道德败坏。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见解显然是不完全的。相对于对个体的道德批判,社会学更倾向于从社会结构方面寻找社会行为的动因。在社会学看来,秘书腐败与我国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从本质上说,秘书腐败是利用转轨体制的漏洞而进行的权力寻租。


    那么,秘书的权力来自何方呢?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由于体制转轨,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机制。可以说,秘书的隐性权力来源的的秘密在于,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的。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权力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腐蚀性,这对于秘书的权力运行同样适用。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有了权力还要追求更多的权力,这种追求往往是永无止境的,自己有了权力,还希望亲戚朋友、门生故吏也一同得道升天,其目的就是为了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和其他资源。秘书的腐败在于分享和乱用了领导的权力,有时候是领导给了秘书不该给的权力,有时候是秘书滥用了领导的权力。因此,必须看到,在行政管理体系中,不是权力机关的秘书机构会滋生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是因为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失去控制,导致秘书逐步成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参与者和运作者,使腐败成为可能。


    用政治社会学的观点来说,从根本上防治秘书腐败,一是最大限度地消散租金,二是最大限度地规范租金的流向。将领导和秘书共同置于监控体系之中,用制度来保障权力的运行,用监督来制约权力的滥用。因此,方能消除官员“拐杖化生存”与秘书隐性权力背后的制度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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