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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病成官员犯罪诱因疑似“腐败有理”翻版  

2009-01-08 08:31:49|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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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政协委员、君之薇董事长吴任军认为,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和导致公务员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重庆晨报》1月7日)


     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近来多有关注,公务员常受累于五种特殊的职业心理问题——抑郁、工作倦怠、机关人际关系敏感、职业成就期待和人格冲突,这恐怕是不争事实,但由此认为公务员心理疾病是官员贪污腐败的诱因,恐怕难以服众。因为二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联,并且假如我们承认了这种关联,那么就意味着贪污腐败是心理疾病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推理显然违背常识,违背公众的一般认知。


     在笔者看来,把公务员病态心理与职务犯罪相联系是贪污腐败有理论的翻版,如公务员买不起房要腐败,公务员收入低要腐败的理论如出一辙。正如高薪并不一定消除腐败现象一样,心理健康并不等于官员不腐败,心理疾病并不是支撑官员腐败的“筹码”。


     毋庸讳言,当下我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腐败现象,其中,绝大数都是与权力配置不合理而形成的权力寻租,权力界限不清和监督不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相关联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被制裁的机会×所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换句话说,任何腐败现象的发生都是官员个体对腐败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心理疾病所能概括的。


     马克思曾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可见,逐利行为是否发生,是可以简化为成本、收益与风险相互权衡的结果。对官员腐败来说同样如此,我们没有理由用心理疾病来遮掩官员腐败的真实动机和理由。


     众所周知,公权力的使用背离社会公共意志并异化为私有权力,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造成政府合法性资源的大量流失。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对腐败警惕的放松都是对公共意志的违背,用心理疾病作为官员腐败的借口更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表现。


     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正处在重构与重新磨合时期。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力总是源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公权力不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小部分人代替公众行使,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权力就有被代理人——政府机构或官员——滥用的危险,危险之一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公共权力效应的流失,也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这就使得当前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普遍的方式进行,拿公众的财富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以公谋私等现象普遍存在。


    面对心理疾病诱发腐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辞,我们不能忘记常识: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不仅需要强度,还需要广泛性。在思考制约政府权力时,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将政府权力的制约作为全社会的权利行为——以社会制约政府权力。一方面需要对权力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权力感受到压力;另一方面对权力的制约力量要广泛,使权力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下。离开了公众参与、公众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就不可能将政府权力置于约束主体的全方位监督之下。


   我们要警惕腐败,更要警惕各种各样腐败有理论翻版现象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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