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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短视下的“官员复出失明”  

2008-12-14 12:26:44|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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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被曝光之后,让很多媒体再次“旧事重提”:4年前,劣质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在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而今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已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被任命为某局副局长,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法制与新闻》12月12日)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当前,行政问责已经得到逐步深化,与此同时,一些问题得到暴露,尤其是“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问题引起广泛诟病,本则新闻中,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甚至在传播过程中,淹没了新闻事先设定的议题,就在于被问责官员付出没有透明化,没有给公众一个合适的“交代”。


    “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有悖政治文明。被问责后的官员能否“东山再起”?如何安置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但是,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实际来看,都不明确。一些被问责的官员仍留在体制内,甚至复出升迁,不少公众认为问责是平息民愤、暂避风头的做法,不是真正的问责,照这样发展下去,在问责中很可能出现替罪羊,也可能使该被问责的人没有被问责。当然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权威。


     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告诉我们,不少地方官员,虽然按照某一问责办法被问责,如给予行政处分,但并不影响其升迁,致使这种问责的效果受到质疑,给公众的印象是问责并不重要,只要他有关系,照样升官。还有的官员,虽引咎辞职,但复出很快,而复出程序不公开,致使公众不满。笔者以为,我们既要防止对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也要防止问责的效果虚化。简单地说,必须做到“问责官员复出透明化”。


     笔者以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是一种制度性短视,必然导致我们付出更大更多的成本:政府形象打折、威信降低乃至让“问责”成为部分官员的“避风港”。目前,我国的问责制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一方、甚至只是行政机构中某一个上级部门或是官员进行责任的确认和追究。这种责任制度看似运行高效、成本较低,事实上,由于责任的承担者以及确认和追究者同属于一个系统,造成结果的公正性往往难以保证,同时容易产生暗箱操作,致使问责度成为官员逃避责任的防火墙。这样的责任控制机制在表面上的运行低成本和实质上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在运行过程中巨大代价的不断付出,而这些都是不断增加的制度成本。最为严重和难以挽回的是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政府在公众心目中信任度的降低。


     问责制在我国同样有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让问责官员复出透明化是我们必须支付的制度变迁成本,否则,对制度变迁的质疑甚至反对以及政府和行政官员威信的下降就成为一种事实,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引发舆论关注就证实了这点。


     许多制度变迁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变革开始往往十分艰难,阻力巨大、成本高昂、风险很大,效益却不一定明显;但是,一旦突破瓶颈后,制度变革所衍生的效应,包括制度本身的效果及其外部效应却是难以估量的。因此,面对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的舆论旋涡,我们期待问责制对瓶颈的突破,对制度性短视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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