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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洁癖”隐喻社会病态  

2008-12-09 08:42:37|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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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流浪乞讨人员多,影响了市容市貌,特别是2010年广州将举办亚运会,这对提升广州的国际形象不利。人大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信息时报》12月8日)


    从新闻中看,人大代表不但建议有关部门制定《严禁市内马路乞讨行为及处罚条例》,“彻底清理马路乞讨人员,毫不手软”,而且有关部门落实的很干脆,“对职业乞讨者护送返乡”,看来,广州市马上就可登堂“无乞丐城市”,这在一些人大代表和部门看来就是与广州国际形象相匹配的“容貌”。


    完全根据自身意愿制造“无乞丐城市”恐怕也属于“经营城市”的逻辑结果,而在如此的自我打造下,无容身之地的乞丐成了丑陋、落后甚至是社会累赘的代名词,忽视了社会有机体之下,乞丐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命意义和权利价值。这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谁有权利对同类发出“消灭”的行动?当某天,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遭受不测,遭受到同样的“消灭”行为时,又该作何感想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富”。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驱逐乞丐乃至从肉体上消灭乞丐的思维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君不见,某地民政部门曾经为了迎接检查把乞丐“扔”往邻县吗?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病态的“审美洁癖”,是社会的病态。本来,“洁癖”是指现实中某些个体过于追求干净、卫生的做法,而当这种“洁癖”被权力部门运用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被运用到社会发展的审美过程中来,笔者以为,就发生了偏差,意味着社会呈现了病态,比如不少城市致力于“消除”乞丐的努力,要知道这种“消除”,不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努力,而是试图扼杀乞丐生存的空间。


    放眼望去,有这种“审美洁癖”的决不仅仅存在于广州,比如某地严格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比如某人声称“只为富人盖房”……不一而足。而在所谓追求形象的幌子下,所谓民众的权利、公民的生存都是被可以空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吗?


   殊不知,对弱者的态度更能衡量出社会的文明程度,更能考验我们的良心和同情心。政府不能拒绝贫困者,更不能对他们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不论他们的身份、状况和原籍如何,他们必须受到国家宪法为所有公民平等保障的基本礼遇。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救助,避免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此举不是慈善行为,而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长期以来,流浪乞讨人员被假定为缺乏理性,甚至与犯罪嫌疑人等同,这种被预设的形象已通过各种途径被定义了,一直延续至今,导致救助工作始终没有跳出推恩、施救、管制等范畴。他们被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受尊重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无法调动内在的潜力和能力,也就无法真正改变命运和地位。让他们保持作为人的最基本尊严,这不是简单人道主义,而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乞丐不利广州城市形象不是制度理性的显现,更不是社会人文关怀的张扬。


   容忍流浪乞讨者是一种文明,救助流浪乞讨者同样是一种文明,而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文明。一个没有乞丐的城市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一个拒绝乞丐存在的城市未必就是一个形象良好的城市,关键是如何看待乞讨行为。因为从深层原因讲,流浪乞讨现象是社会因素所致。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过度追求“治理洁癖”是一种社会病态,更要看到“审美洁癖”背后的权利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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