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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确定穷人的标签指向并不天然正当  

2008-04-15 08:37: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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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南方都市报》4月14日)


    秦晖先生是在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这一建议的。客观地说,秦晖先生一语道破了当下城市治理的病态所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


    就笔者的理解,“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的建议意在消除对贫民的社会性排斥,这在对弱者进行排斥几成社会流行病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但是,贫民区的设立会不会成为新的歧视和排斥弱者的象征?


   笔者的担心在于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中国的“剪刀差”等都导致了贫穷,甚至是成了弱者的制造者。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学者奥科克曾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政策可能再造贫困。


    进一步观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在一定意义上,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以美国中心城市的贫困急遽增加现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城市发展的错位,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也因此在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穷人因此产生了贫民窟独有的生活态度和属于他们自己的、危害城市居民的病态文化。换句话说,是社会隔绝了穷人,抛弃了穷人。


   那么,深圳设立贫民区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这是大可存疑的问题。在探讨黑人聚居区形成的原因时,美国学者尖锐地指出,黑人聚居区的形成不是简单的黑人城市人口增加造成的,而是能够接纳黑人的居住区越来越少的缘故。我们能无视历史的启迪吗?


  最起码,笔者以为,设立贫民区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解决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法宝,相反,有可能成为社会排斥和歧视的标签。


    无须否认,城市贫困区位化是社会利益分化的表现。由于先赋性条件如家庭出身、生理缺陷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以及自致性条件如受教育程度高低、社会关系网络等的不一致,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社会成员有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与社会没有提供平等而足够的社会支持时,贫困的区位化就将成为必然。


   笔者以为,政府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做到政策制定理念的居民一律平等,应积极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救济社会竞争的不利者包括原来城市居民与新入城的农村居民,对已形成的贫困区位化地区加强管理等,而不是主动设立贫民区,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城市贫困区位化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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