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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道德话语的问责契合公民期待  

2008-01-28 09:09:28|  分类: 伦理考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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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省长秦光荣强调,新一届省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行政问责制度,“要让行政问责制度家喻户晓,让全社会都来监督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1月27日新华网)

  
  这是我国以省政府名义制订的第一个行政问责办法,积极意义不可忽视。近来,有关官员问责制的讨论不断见诸公共舆论,与此相伴随,我国官员问责的范围也在扩展,从突发性公共危机、重大恶性事故如密云灯会踩踏事件,到行政不作为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滥用行政权力如嘉禾非法拆迁事件,引发了官员撤职、引咎辞职等。“审计风暴”更是将官员问责扩展到了对政府的财政监督与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可以说,我国官员问责已经开始从个案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


   云南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化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官员既要对集体决策、管理、执行中出现的重大失误等承担直接责任或连带责任,也要对影响政府运行、声誉、形象、信任、信念等个人能力、言论、形象与品行等承担责任,这是对官员所提出来的特殊价值要求,也是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而云南省的规定弥补了这个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官员在行政责任承担上存在缺失和错位现象,做表面文章,抓形象工程,掩盖行政责任出现的问题,重政治责任,轻法律、道义责任。总感到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一切都得听政府的,在这种观念和行为的支使下,在行使行政责任方面,经常忘记自己所肩负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但是,公共行政的责任是一个复杂体系,它体现着民主价值、职业价值、伦理价值与人本价值方面的丰富内涵。过去公共官僚机构那种简单的政治与行政格局已不复存在,因而,对于公共行政的责任也必须进行多角度思考。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表明,公共官员有效的责任正取代传统意义上“官僚控制的需要”,确立适当的形式,以确保公共官员的诚实和问责,也成为建设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提升公共行政效能的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云南省的做法是一种要求责任人承担全面责任的监督途径,填补了现有法律制度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为公共行政的良性化运行注入了更深层次的民主政治内涵。


  更重要的是,云南省的做法是告别道德话语问责的体现,是推动问责制度化的做法。从被撤职到引咎辞职,再到事故发生后关于道德责任的冷静反思;从一次孤立的政府决策,到制度化、规范化的官员问责,再到明确的行政责任分工和常态化的定期“抽检”;从突发性危机,到重大恶性事故,再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彻底拉开了官员问责制度化建构的序幕。

 

   行政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么政府行为就会出现“失控”。云南省的做法表明,政府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后果,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监督。官员问责缘起于人们对于行政道德与责任的再度关注,但其价值复位与现实效能的发挥则依赖于一整套细致化的操作环节和良性机制。笔者以为,告别道德话语问责更能契合公民的期待和现实的要求,必将有力弥补我国在异体问责错位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对象不够全面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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