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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符号化”和“实质化”的距离有多远?  

2008-01-25 08:48:49|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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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两会”上,列席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无论在哪个单位,人权和财权独立,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否则,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之下,就不敢监督书记了。”他话音未落,这组的一名省人大代表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南方都市报》1月24日)


  讨论期间,李永忠的发言屡次被打断。对此,有的代表离场,有的则认为,敢说敢言是人大代表的责任,只要说的都是实情,就没有什么好害怕。如果连人民的声音都不反映,那要人大代表来做什么呢?


   不同代表的不同表现,让代表责任感意识立刻有了高低之分,公众也自有公断。但由此暴露出的代表身份“符号化”倾向,却不能不让我们正视。


   敢说敢言的李永忠和离场的人大代表都代表着一种符号,一个是具有“实质化”身份的代表,一个是只有“符号化”身份的代表。而“符号”身份代表是人大代表身份角色冲突的表现。


   所谓“符号化”就是人大代表的政治意义掩盖了法律意义。当前,人大代表容易发生经常性的角色冲突,无法对代表身份形成稳定的角色预期,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代表身份的“符号化”。


  长期以来,人大代表称谓的政治意义总是掩盖了其本体的法律意义,甚至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和政治资本,对人大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和应承担的职责缺乏正确的、充分的认识,以至于在代表中流传着“代表代表,会完就了”。


   对不少代表来说,参加会议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应履行哪些职责、如何履行或者说如何积极地履行,还有的人大代表认为,即使提出什么意见,也不见得就被采纳,甚至在代表中还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如果人大会议上提反对意见可能会出立场问题,碰到一些关键问题,往往不愿“较真”,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本则新闻中离场的代表就证明了这点。


   人大代表之所以离场,折射了代表荣誉感高于责任感,对代表应承担的责任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敢说敢言的李永忠启示我们,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期间,应该常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来代言的——让人民的心声在会议上表达出来,否则就是失职。


   而人大代表离场还与缺乏选民的监督有关。人大代表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失监”状态,主要是选民不清楚自己选出的代表究竟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无从实施监督。人大会议情况,较过去是透明多了,但对于选民实施监督权的要求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应将代表提了什么议案,以及发言、表决等情况公布给选民,以利于选民判断代表是否听取和反映了选民的意见和要求。没有人大会议透明这一条件,选民实施监督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代表“符号化”和“实质化”的距离有多远?笔者无意否定离场人大代表的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说,该代表的行为有着制度性根源,是一种行为惯性,只有在解决了代表“符号化”和“实质化”的距离问题,才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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