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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对象只能过“标签生活”是相对剥夺  

2008-01-18 08:58:06|  分类: 伦理考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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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哈尔滨市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规定:一年内新购置彩电、冰箱、音响等价值1000元以上的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的,不得享受低保待遇。哈尔滨的一位残疾人因为捡到一条瞎眼流浪狗,差点被取消了这项福利。(《南方周末》1月17日)
   

  这些规定被称为“排除性条款”。但这不是哈尔滨的专利,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类似规定。比如,北京的低保户同样没资格养狗;重庆市的低保户不能有空调——虽然这个城市被称为火炉。


  那么,“排除性条款”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实质是在要求低保对象只能过显现“穷人标签”的生活,而不能享受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成果,否则,你就不是穷人,就要失去低保的机会。


  换句话说,当任何个体成为低保对象之后,实际上就被贴上了困难家庭、拿纳税人钱的标签。作出这种标示之后,周围人看待低保对象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帮助穷人可能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提供了帮助,施助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求受助者像个穷人。比如说,应当过清苦的生活,对人应当低调,应当听从政府安排,不能有与穷人不相称的爱好和生活方式。这样,低保对象的生活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笔者称之为穷人的“标签生活”。在本质上,它反映了社会政策伦理与实际工作伦理的冲突:善的目标往往要通过恶的程序来达成。


   但是,这合适吗?在“标签生活”下,恩赐心态显现。道理很简单,既然是恩赐,就不能单凭被恩赐者的需要,还要看恩赐者的兴趣和能力。


   世界银行发布的《1997年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世界发展指数不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国家的贫富,而是把人和减轻贫困放在第一位,并置于发展议程的中心位置。在内涵丰富的发展概念中,把人和减轻贫困放在中心位置,这足以使人警醒,受到启迪。但是,“标签生活”之下,能看到发展中“人和减轻贫困的中心位置”吗?


  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变迁导致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城市低保制度本身确认了公民在陷入生活困难时向政府申请救助的权利。因此,在低保制度实践过程中,申请者要求兑现自己权利的意识逐步增强。正因为如此,“排除性条款”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低保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不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实施社会救济应当以救济对象为中心,一切救济行为都应当以尊重其权利、人格和尊严为前提,以满足其需要和促进其发展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它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和关爱的基础上。不管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都应该体现人文关怀精神。那么,让低保者享受“标签生活”,能说是人文关怀吗?


  尽管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不透明性给低保对象的资格审查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仅存在富裕家庭领低保的现象,而且也存在虚拟收入,对贫困家庭保障不足的问题。但是,更应看到,由于低保金的设定只是为了保障低保家庭的最基本生活,没有考虑到低保家庭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潜在支出,所以即使有了低保金,低保家庭也常常处在收不抵支的状态之下,低保金虽然能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不可能帮助他们有效地积累家庭资产,如果没有其他的帮助,他们很难摆脱贫困。


  笔者以为,低保对象只能过“标签生活”是一种相对剥夺,是对公民权利的相对侵犯。低保对象不是社会的“原始人群”,管理者不能用施舍的心态对待公民,尤其是低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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