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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抄袭”何以不被“人人喊打”?  

2008-01-13 15:30:56|  分类: 教育第三只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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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谢华安培育出杂交水稻“汕优63”。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他于去年底成为中科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但是,他的学术能力正遭受质疑,他的论文和专著被指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南方都市报》1月13日)


  即使指责谢华安抄袭的人士,也承认其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主要集中在对其学术能力的质疑上,但学术能力恰恰是院士评选的硬杠。院士需要凭论文和外语水平,还需要相当的学历学位。在这方面谢华安没有优势,缺少理论水平,不懂外语等。


  近来,被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谢华安并非第一人,最后,这些指责大多不了了之。那么,这次对谢华安的指责,又会走向何方呢?


  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士对指责谢华安抄袭有着不同的态度。除了指责者外,评选单位和谢华安所在单位都有自己的说法,并作了一定程度的辩解。


  那么,“院士抄袭”何以不被“人人喊打”?笔者以为,这与评选单位过于强调量化标准和院士所在单位对院士的追逐、推崇相关。


   对学术成果进行量化评估,看似公正客观,细致易行,但是却在无形中产生了价值导向的偏误,使得许多人盲目追求数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质量。急功近利、以多代好、粗制滥造、抄袭拼凑,屡见不鲜。但过分地强调或唯一地使用量化评估,不利于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和学术道德的建设。这在指责谢华安抄袭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由于院士的特殊地位,有些单位盲目地攀比院士的数量,以此来作为衡量单位水平高低的杠杆。福建省农科院的辩解证明了这点。


   撇开这些,还有个人追名逐利的因素在内。坐不了冷板凳,又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利益驱动,便顾不得学术道德的束缚而铤而走险,寻觅捷径。道德常存于义与利的十字路口,见利而忘义,便是学术道德失范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研究者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很多人也不能不为这些世俗所累,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者通过研究求取功利是正当的——多付出就要多回报、有成果就要有收益,但名利应该只是研究的副产品而非主产品,当名利成了某些人研究追求的最终目的时,追名逐利就成为这些人从事研究的第一动因,这可以说是造成当前学术道德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在院士信誉危机中,我们尴尬地发现,院士也是凡人、俗人,少数院士也参与到了商业炒作、抄袭论文、学术造假的行列中来,玷污了院士的称号。正如邹承鲁院士所言:这些人、这些事,虽然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笔者以为,学术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道德含量的,学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称谓,更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义的道德形象。如果不强化学术道德,整个学术界和知识界恐怕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之中,并对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对“院士抄袭”不被“人人喊打”的现象进行反思就成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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