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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道歉需超越问责制度化困境  

2007-12-10 17:11:27|  分类: 伦理考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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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洪洞“12.5”矿难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山西临汾市长李天太说:“连日来,彻夜不眠,内疚不安。作为临汾市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愧对人民群众的嘱托。”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中新网12月9日)


   洪洞矿难是2006年以来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对此,我们既可以看到诸多血的教训,也可以看到诸多的“心惊肉跳”。就山西临汾市长李天太“彻夜不眠,内疚不安”的表态来说,对官员可能是一种难得的真性情流露,也让我们从其“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中,看到我国官员并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在问责制基础上的道歉,并没有显示出职位、职权、职责一致性基础上的现代问责制的基本精神。


   正如有关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流行于责任事故频频发生的当今中国的罪己式的道歉,并不是使领导人真正承担起责任来的有效选择,罪己式的道歉甚至造成了官员们专注的道德表演。


  从这种道歉中,可以发现问责的制度化困境。一是制度缺位。反映在问责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有问责之事,而无问责之法,即存在严重的制度资源稀缺”问题。要么是简单模糊地套用现有制度,要么是以无制可依为借口而对失责行为不了了之,行政问责往往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


   二是制度无效。当前,以制度出现的行政问责很多时候并未能绕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制度还仅仅停留在文本意义上,没有真正发挥效用,同时还没有建立起对制度的评估或反馈体系,制度的效用如何几乎还无从知晓。多数问责的实例中,制度的无效使其成了空架子,对官员履责与否并不能真正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制度化的实际意义遭到削弱。


   目前,问责制主要还是针对已经发生的重大事故,带有些许事后弥补的意味。这样容易滋生官员的无为思想,只要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就算没有成绩,至少也可以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来自嘲。所以笔者认为,问责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已发生的重大事故中负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官员,还应包括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


   官员既要对集体决策、管理、执行中出现的重大失误等承担直接责任或连带责任,也要对影响政府运行、声誉、形象、信任、信念等个人能力、言论、形象与品行等承担责任,这是对公共官员所提出来的特殊要求,也是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问责的范围非常之广,既可能是不合法行为,也可能是不当行为;既可能是作为行为,也可能是不作为行为;既可能是集体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既可能是直接责任,也可能是间接责任等。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


   官员道歉,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官员道歉的边界在那里?从本质上说,官员道歉政府与社会的博弈过程,其本身是为了取得公众和社会的谅解和支持。如果官员道歉的形式被常态化,内容却被异化,那么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力都将丧失,公众和社会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


   官员道歉需超越问责的制度化困境,但关键在于:谁能给官员道歉一个制度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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