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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起利益追问的公共政策必然导致部门利益  

2006-09-18 18:23:55|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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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文化部在宣布即将启动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拟通过点击率向KTV收取音乐版权费;仅仅过了两天,国家版权局也表示,KTV要按照营业面积向中国音像版权集体管理协会缴纳使用费。(《第一财经日报》9月12日)

 

唱片业、著作权人和卡拉OK经营者之间关于歌曲合法使用的矛盾,引出了文化部和版权局各自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幸的是,这场KTV收费的角力被指有“部门利益”争夺的嫌疑,因为按照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收费标准,全国每年收取的KTV版权使用费将高达30亿元。

 

面对这种情况,有关负责人声称的“文化部是对内容的监管和所公布出版权使用费标准也只是在听取意见期”并不能平息部门利益之争的嫌疑,一方面,这种回答过于模糊,另一方面在于经不起利益追问的公共政策是无法成为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的。

 

我们知道,每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后,它都是由政府以公共权力的代表者身份宣布,但实际上,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订,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公共政策制订者身上,而不管这项公共政策是否抽象与泛化。公共政策制订者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理性的个人,而理性人的特征是对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即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正因为如此,要求公共政策接受利益追问,以避免公共政策沦为部门利益的工具。

 

现实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公共政策存在着越位缺位现象。有些部门以政策的灵活性为幌子,主观臆断,长官意志,结果朝令夕改,降低了公共政策的作用,有的甚至发展到部门利益法制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决策范围不再包揽市场决策,不再直接干预或决定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决策任务减轻了,决策简单化了,相反,正因为公共决策与市场决策的分离以及市场经济的其他特征,使得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复杂和困难,为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不首先弄清楚政策的价值问题,进而弄清楚政策的正当性、公道性和社会性等问题,无异于本末倒置,很简单的例证就是,一个高效率而非正义的政策运行会比一个无效的政策运行带来更惨痛的后果。正因为如此,面对有部门利益之争嫌疑的KTV收费角力就必须接受利益追问。

 

所谓公共政策的利益追问就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后,必须先对该公共政策进行利益分析,确定在该公共政策的制订、内容和执行中,谁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获得者。通过利益追问,如果发现该公共政策的制订、内容和执行中,社会公众并不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而公共政策的制订者或执行者,或与公共政策的制订者或执行者有利益关联的集团才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或者是社会公众中的一小部分特权集团才是该项公共政策的利益获得者,那么就可以判定该公共政策已出现价值失范。经不起利益追问的公共政策不是好政策,同时经不起利益追问的公共政策也必然导致部门利益,那么,当下,让KTV收费角力接受利益追问,才符合公共利益,才能回答30亿元的流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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