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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矿难依赖国家偏好和地方偏好的对接  

2006-09-02 17:41:14|  分类: 公共精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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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8日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新出台的《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对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十项主要任务,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位居首位。(见新华网8月29日)

 

   近年来,矿难几乎成为一个运用最为频繁的词语,矿难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跃居我国十大灾难的榜单。2005年全国煤矿企业发生事故3341起,死亡5986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如此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国家层面组织编制的第一部安全生产专项规划,就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在对矿难事故频发和矿工的死亡数字感到震怒之余,我们不难发现对矿难的处理逻辑:首先矿主对矿工利益的侵害受到舆论讨伐,接着要求政府介入来防止侵害,当发现“官煤勾结”使不法矿主得到了地方权力的保护,许多安全监察政策无法执行下去,就用行政命令强制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从煤矿撤资,以解决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于矿难的治理是一种被动式的反映。

 

遏制矿难成为我国十一五安全生产首项任务,就应该从这种被动式的反映开始改变。当我们批评矿主们通过牺牲矿工安全利益而暴富时,应该首先检讨现存制度为什么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获利机会?为什么矿主们不增加安全投入?“官煤勾结”的制度背景是什么?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够比市场机制以更低的成本解决外部侵害问题吗?表面上看,安全生产基础差,矿难死亡赔偿低和人本意识差,煤炭行业超额生产,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不作为,以及事故调查背后隐藏的“官煤勾结”的渎职行为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中深层次政治和经济原因,如贫困、政绩观、经济增长方式、官煤勾结等。

 

学者林毅夫先生指出,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官僚机构问题,一方面,国家需要官僚机构按照其意志来执行法律和维持经济秩序,但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们的利益从来就没有和国家完全吻合过,结果我们所设计的有利于国家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在地方官僚机构那里被扭曲。如果国家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偏离了官僚机构的利益目标,那么国家为了保证制度实施以及监督官僚机构的交易成本将非常之高。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唯一约束,但这种约束是否真的有效,能否彻底取缔非法小煤矿,仍取决于新的制度安排能否给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利益激励,否则在官员和私营煤矿矿主权力和资本交易所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作用下,国家安全监察制度也形同虚设。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煤炭高价一定会刺激对免费的煤矿资源的竞争,其结果是竞争者争相出价获取煤矿资源。权力高度介入市场,长期以来形成了链条精密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的操持下,“半吊子”的改革使得各方利益博弈处于零和状态。这是当代改革最为典型的一幕,这种被无边界的权力操持的伪改革、假改革,正在让弱势一方支付高昂的成本,而在煤矿业,这种成本则是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

 

遏制矿难成为我国十一五安全生产首项任务说明了政府的决心和勇气,但我们必须正视中央权威与地方保护一直以来的矛盾,期待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偏好和地方偏好的对接,这是遏制矿难的关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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